[13]王贵松：《风险规制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载《环球法律评论》2020年第6期，第159页。
执法检查首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自我创设的监督机制，其在诞生初期更缺乏坚实的宪法及组织法支撑。[10]也有学者指出，兼具监督功能与施政功能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实践中则偏重施政功能。
申言之，将执法检查与质询、特别问题调查等监督措施相结合并非完全不妥，关键是这种刚性功能的嵌入应当既符合监督法对刚性监督措施启动要件等的规范要求，同时依然恪守宪法和组织法为监督主体与监督对象所设置的界限。全国人大决定了的事情，它并不直接去执行，而是由国务院去执行。在制度发展的早期，全国人大常委会曾经邀请作为检查对象的国务院及其组成部门加入执法检查小组，共同赴地方开展监督。[23]事实上，在每一项制度运行过程中都存在不同的决策主体、利益诉求、决策模式和理念。[35]显然，该原则源自宪法对人大的职责定位。
他指出：是不是国家权力机关想管什么事就管什么事呢？不是。相较于制度史，执法检查功能整合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更是立法嵌入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在规范层面上，有明确宪法内容依据的法律不一定会出现根据宪法，但没有明确宪法内容依据的法律肯定不会出现根据宪法。
[52]参见1989年12月26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稿）〉的修改意见的汇报》，该材料及本文后续提及的立法背景资料均来源于北大法宝数据库。我们既可以将自身想象为八十年代的代表，也可以想象对手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了六十年代的错误轨道。某些法律制定于1962年以前，当时根据宪法作为一种立法习惯尚未出现，而此后相同领域乃至相同名称的新法又是以旧法为蓝本修改而来的，修改过程中又没有更改旧法的传统结构和表述，这就使得根据宪法条款在后来的新法中没有出现，或者以旧的形式出现。[57]龚祥瑞：论宪法的权威性，《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书店，1995年，第190-191页。
其确实援引了宪法，但援引的是宪法的具体条款。在政治层面上，特定立法在整体政治安排中所处的地位、立法的政治象征意义和立法时的政治形势是决定根据宪法条款出现与否的关键因素。
例如现行《宪法》中存在明确提及继承问题的条款（第十三条），却没有明确提及收养问题的条款，由此根据宪法条款在《继承法》中存在，在《收养法》当中就不存在。只有在不与法律和宪法冲突时，行政法规及其实施细则、行政命令、规章方能有效。因此，民法典援引宪法在当代不足为怪，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至少在民法领域依然是一项中国特色。而民法典草案到1964年7月也形成了4稿，总则部分形成了大约5稿。
在传统层面上，旧法典表述方式的沿袭也会影响到这一条款在新法典中的具体使用，但这种影响无法与政治因素相抗衡。这是一种缺乏实际意义的争吵，因为争吵的双方都没有涉及宪法规范的具体适, , 用，而在超规范的政治历史层面，双方又毫无本质分歧可言。随之而来的北洋政府时期政局动荡，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宪法五次更迭，笔者在该时代的正式立法中也未发现任何援引宪法的条款。引自金默生：就有关我国宪法的几本书中若干问题的商榷，《政法研究》，1956年1期，第46页。
这一俄式以宪法为基础条款是世界各国立法中最接近于我国根据宪法条款的表述模式。这种布局和表述方式在世界各国立法实践当中极为罕见，但这种独特性一直未被我国学界所正视，在本世纪初围绕根据宪法的两次重大争论中，这种忽视凸显无疑。
这种民法帝国主义观点[3]当然不可能被实际立法所采纳，2020年5月通过的《民法典》依然在第一条采用了标准的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表述。作者这种随意丢掉和任意变动的做法，是不妥当的。
这是一种近代立宪主义背景下因历史巨变而形成的超规范宪法认知，它极度渴望立宪，但更看重立宪的历史方向感而非规范规制感，它是如此的独特，以至于除了在当代中国，类似的认知方式或许只能在九十年代的俄罗斯才能找到踪影——按部就班的发展、法律中审慎而含蓄地规定……这一切与焦躁且深受刺激的革命心理都是无法共存的。因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狡猾地实行两面手法，叫着‘善意帮助党整风的口号，到处扣着‘违反宪法的大帽子……并引用宪法的个别条文和各部词句，肆意曲解，为自己的反动言行辩护。当然，我们不能将这一模式的形成完全归因为彭真的个人因素，领导人的表述只是时代所催生的一种必然结果，但这一结果的具体形式对此后立法习惯的影响依然不容忽视。文章来源：《澳门法学》2021年第2期。而在公法领域，它在俄罗斯有面貌近似者，但两者绝非是法源传承意义上的近亲。《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在当时构成了一种双渊源的局面，一部分立法根据《共同纲领》[22]，一部分立法根据《政府组织法》[23]，少数时候甚至会出现两者同时被根据的情况[24]。
例如1936年《国民大会选举法实施细则》第一条规定本细则根据《国民大会选举法》第六十一条制定之。[48] 有学者还曾按是否属于基本法律，是否属于全国人大立法等线索摸索过根据宪法条款的分布规律，[49]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39]《彭真年谱》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470页。[20]参见William Simons, Soviet Codes of Law, Bril Nijhoff,1980。
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拨乱反正的氛围下逐渐脱离政治方向和实际情况，形成今天标准的一元化模式。远至20年后，1979年《刑法》第一条[42]同样也套用了这一模式，1979年《刑事诉讼法》也没有从这一模式当中完全脱离出来。
这或许就是前文提到的俄式以宪法为基础条款与中式根据宪法条款在形式上如此接近的根本原因。[24]如1951年《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第一条：本条例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的规定制定之。但无论根据何者，当时所有立法都明确标注了自身根据的具体条款，有时还会标明条款中的具体内容[25]。这种情况首次出现于环境法领域：1979年我国的第一部《环境保护法》当中不仅根据宪法，还列明了宪法中的具体条款和具体内容，但是到1989年第二次制定《环境保护法》时却把根据宪法条款删除了。
换言之，早在堪用的宪法通过之前，法律体系的框架就已经基本搭建完成了——不可能要求先通过的法律去援引后通过的宪法，更何况这部宪法还只是一部过渡性的训政约法。但在整个八十年代，这种一元化表述在具体形式上还未形成一定之规：有的法律会在宪法后缀上有关规定，如1982年的《国务院组织法》、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37]王瑁：宪法肯定的政治方向绝不容许篡改——纪念宪法颁布三周年，《政法研究》，1957年第5期，第3页。同时考虑到《基本法》中对国家防卫状态和和紧急状态的启动程序有具体规定，因此仅援引了《基本法》中规定此内容的第80a条（即对第80条的补充性规定），仅要求本法上述条款要与宪法的一个条款保持一致。
[36]杨玉清：加强和开展法律科学研究工作，《政法研究》，1957年2期，第44页。这样一来，在1962年年底的特殊时期，在经济领域将旧的政治方向（三面红旗）、新的政治方向（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总方针）和宪法三者并列为民法的根据就不难理解了。
[18]俄文Hастоящий Кодекс основывается на Конститу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英文This Code is based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与之稍有差别的是1949年的《菲律宾民法典》，其中作为法典正文第一编的序题（preliminary title）第7条做出了一个相对实质性的规定：法院宣告一项法律与宪法不一致的，前者无效，后者具有约束力。五、根据宪法条款的巩固与定型 1978年拨乱反正之后，随着新一轮立法高潮的到来，根据宪法从领导人讲话和法律草案中开始转移到正式法律文本当中。这一习惯生成于新中国特殊的政治法律环境当中，它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萌芽，1962年前后开始在法律草案中出现，经历七十年末到八十年代中期的一系列变化得以最终巩固和成形，它是新中国法学从规范重心向政治重心，再向政治与规范并重连续变化的时代产物。
而在不存在此类良性违宪问题的领域，实际情况甚至也不需要过分加以强调，1979年《选举法》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甚至连实际情况也未提及，实现了宪法一元化的法源表述。这一记忆为当代的宪法渊源讨论设置了三个牢固的前提：法治作为一种历史方向被视为改革开放区别于十年浩劫的基本标志。
[49]胡峻：‘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作为立法技术的运用，《法治研究》2009年第7期，第13页。我国根据宪法条款显然不是来自于外国法的输入和移植，那么这一条款在我国是何时萌发的，又为什么会萌发，这是下文将要继续讨论的问题。
[14]而苏联解体后，民法的经济宪法地位更像是这场旧日争论的延续和翻转。[16]童之伟：立法依据宪法无可厚非——评全国人大立法不宜根据宪法说，《中国法学》，2007年第1期，第1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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